王阳明（1472年-1529年），名守仁，字伯安，号阳明，浙江余姚人。明代著名思想家、军事家、教育家，心学集大成者。他一生文治武功俱臻化境，平定南赣匪乱、宁王之乱、思田之乱，被封为新建伯；同时创立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学说，影响深远。其思想东传日本、朝鲜，助推明治维新，至今仍被无数人奉为精神圭臬。
他曾是少年“五溺”、两次落第的叛逆书生，却被后世捧为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完人；他曾躺在贵州龙场的石棺中九死一生，却在刹那间悟出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”；他一生用兵如神、所向披靡，却将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视作毕生信条。
真实的王阳明，究竟是怎样的面目？在充斥着不确定性、精神内耗成为时代症的当下，我们为何还需要读王阳明？
近日，由资深媒体人、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文远竹“十年磨一剑”打磨而成的传记《破贼：王阳明传》出版，该书以新闻人的敏锐捕捉细节，以学者的严谨考订史实，更以心学研习者的体悟打通古今，为这位五百年前的传奇人物勾勒出一幅血肉丰满的真实画像，打破了过去要么神圣化、要么玄虚化的两极认知。
在新书出版之际，南都记者专访了文远竹，听他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、对王阳明核心思想的阐释，以及“破心中贼”对于当代人的意义。
谈及王阳明在岭南的知行足迹，文远竹分析道，王阳明在岭南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余，却在这里完成了生命的最后升华，也为岭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。他在梧州制定“以抚代剿”的战略、在南宁建书院兴教化、在和平县“设县安民”、在生命垂危时仍坚持处理公务、为弟子释疑解惑……这些实践诠释了“知行合一”的真谛。如今，在南宁的敷文书院碑刻中、在和平县阳明镇的大榕树下、在广州增城的忠孝祠遗里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岭南大地上生生不息。在岭南的这一年，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，什么是“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”。
采访的尾声，文远竹感叹道：“阳明心学对我们的价值在于，外部条件，我们未必复制得了；但内心的建设，每个人都可以。”
从记者到学者：一场跨越二十年的“心学”之旅
南都：你曾是一名资深媒体人，后来又成为大学教授、心学研究专家。这种跨界身份，对您写作《破贼：王阳明传》有什么特别的影响？
文远竹：影响非常大。做新闻记者时养成的习惯，让我特别注重“现场感”和“细节”。写历史人物传记，最怕的是把人物写“死”了，写成一个贴满标签的泥塑偶像。我会本能地去追问：他在那一刻，具体看到了什么、听到了什么、心里在想什么？他的选择，是基于什么样的处境和性格逻辑？
比如王阳明新婚之夜跑到铁柱宫与道士对坐一宿这件事，很多传记照单全收，渲染他的“奇人奇行”。杜维明先生更是据此煞有介事地考证王阳明没有生育能力。但我仔细考证了《年谱》的编纂过程，发现这段是罗洪先后来添加上去的，且不合常理。作为官宦子弟、婚礼的主角，怎么可能彻夜不归？这里面有弟子“神化”老师的成分。我在书中会把这些“谜”与“真”摊开来讲，不妄断，但也不盲从。
而学者的身份，则要求我不能只讲故事，更要讲清楚“理”。王阳明的心学不是空中楼阁，它是在一次次的政治磨难、军事搏杀、贬谪流放中“事上磨练”出来的。我必须把“龙场悟道”悟的是什么、“知行合一”合的是什么、“致良知”致的又是什么，放到他具体的人生处境中去阐释，让读者看到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。
南都：市面上写王阳明的书已经非常多了，这本《破贼：王阳明传》希望提供给读者什么不一样的东西？
文远竹：确实很多，大致可以分为几类：一类是学术性极强的思想传记，普通读者读起来会觉得艰涩；一类是通俗演义，故事性强但史实常有出入，甚至把传说当正史；还有一类是成功学、心灵鸡汤式的解读，把心学简化为“心想事成”的秘诀。
我希望这本书能做一个“居中”的尝试：既要有扎实的史料依据，又要有鲜活的故事叙述；既要讲清楚心学的哲学内涵，又要让它“有用”——对普通人的生活有启发。书名叫“破贼”，取的正是王阳明那句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。“山中贼”是他在南赣、江西、广西剿灭的匪患和叛军，而“心中贼”则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恐惧、贪婪、焦虑、傲慢。这本书就是要讲清楚，王阳明是如何用一生去“破”这两种“贼”的。
从“五溺少年”到“龙场悟道”：一个“非典型”圣贤的成长
南都：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描写王阳明青少年时期的“五溺”，即沉溺于任侠、骑射、辞章、神仙、佛氏之学。这似乎与我们想象中“从小立志做圣贤”的少年不太一样。
文远竹：这正是王阳明最可贵也最真实的地方。他不是天生的圣人。小时候他也很淘气，甚至用猫头鹰戏弄继母；他好高骛远，对着父亲官署的竹子“格”了七天七夜，把自己格到病倒；他两次参加会试落第，别人以不得第为耻，他却说“世以不得第为耻，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”——这话说起来潇洒，但何尝不是一种自我安慰？
他的好友湛若水在墓志铭里概括的“五溺”，恰恰说明他是在广泛的试错中寻找方向。他学骑射、读兵书，是因为想建功立业；他学神仙、佛老，是因为想超脱生死、寻求终极答案。这些“溺”都不是坏事，它们是养分，是铺垫。没有对佛老的深入研究，他在龙场就不可能那么深刻地分辨出儒释道的边界；没有对兵法的痴迷，他后来也不可能用兵如神。
“龙场悟道”不是凭空而来的顿悟，而是他此前所有挣扎、困惑、求索的总爆发。他在那个瘴疠之地，躺在自己凿的石棺里，日夜端坐，生死一念之间，突然明白——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。”这句话是王阳明心学的总纲。意思是：成为圣人的道理，我的本性里本来就具足，以前那种向外在事物上穷究天理的路子，是走错了。
从这一刻起，王阳明完成了从向外求到向内求的根本转向。他不再对着竹子格物，而是转向自己的内心；他不再相信外在的权威和教条，而是相信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“良知”。
南都：“龙场悟道”听起来很有神秘色彩。你在书中如何看待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？
文远竹：王阳明的一生确实充满传奇：仙人送子、五岁不言、新婚夜出走、浮海遇仙、虎穴脱险、开门即是闭门人……这些故事有的出自《年谱》，有的见于《行状》，后来被小说家冯梦龙等人添油加醋，越传越神。我的态度是：不回避，但也不照单全收。
比如“新婚夜出走铁柱宫”这件事，我认为很大可能是弟子们为了神化老师而编造的。不合常理，也不符合王阳明作为官宦子弟的身份。但“刘瑾派刺客追杀、王阳明投江假死”这件事，我经过考证认为更可能是“摆脱密探”的权宜之计。他并没有真的去过武夷山，也没有遇过老虎——他的至交湛若水后来就亲口说过，这是“佯狂避世”。
但我不会把这些传奇一笔抹杀。我会告诉读者哪些是可靠的史实，哪些是后人附会，以及他们为什么要附会。这种“祛魅”的过程，不仅不会减损王阳明的伟大，反而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、更可亲的王阳明——他不是靠天命，而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坚韧，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。
从“知行合一”到“致良知”：实践中的生活哲学
南都：“知行合一”大概是王阳明最广为人知的标签，但很多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非常表面化，认为就是“书本知识用于实践”“知道了就要去做”。你怎么看？
文远竹：这确实是最大的误解。“知行合一”绝不只是“理论联系实际”那么简单。王阳明所讲的“知”和“行”，不是两样东西，而是一体两面。他说：“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功夫。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”
他举过一个很著名的例子：“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。”你看到美丽的颜色（知），同时就已经喜欢上它了（行），不是先看到、停下来思考一番再决定要不要喜欢。你闻到臭味（知），同时就已经厌恶它了（行），不是先闻到、再决定要不要厌恶。这就是“知行本体”——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。
那为什么现实中我们常常“知行分裂”呢？王阳明说，是因为被“私欲”隔断了。你知道应该孝顺父母，但心里有怠惰、不耐烦的私欲，所以没有做到。这时候要做的，不是去学更多孝顺的道理，而是要去掉那个私欲。一旦私欲去除，良知自然发动，行为自然跟上。这就是他说的“致良知”——“致”是扩充、推广、实践的意思，把内心本有的良知（知是知非的道德本能）推广到事事物物上去。
所以“知行合一”的核心不是“知道了快去执行”，而是“在每一个念头、每一件事上，听从良知的指引，去掉私欲的遮蔽”。它是一种高度精微的修养工夫。
南都：你自己在生活里，有没有用过“破心中贼”的方法，搞定过焦虑、内耗或者小烦恼？
文远竹：当然有，而且经常用。说实话，研究王阳明二十年，如果自己还是个整天焦虑内耗的人，那这书就白写了。
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。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卡在“龙场悟道”这一章，怎么写都不满意。前后改了七版，每一版都觉得“差那么一点意思”。那时候特别焦虑—— deadlines在追，出版社在催，自己又不肯降格以求。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脑子里全是各种否定自己的声音：“你是不是根本没读懂王阳明？”“研究阳明心学的专家，连‘悟道’都写不清楚，丢不丢人？”
这就是典型的“心中贼”——得失之心、攀比之心、求完美之心，全搅在一起了。后来我强迫自己停下来，用了王阳明教的方法：静坐。但不是枯坐，而是把那个焦虑的念头“拿出来看”。我问自己：你焦虑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怕写不好被人笑话？还是怕对不起这个题目？慢慢意识到，根源其实是“我执”——太把“我写的这一章”当回事了。王阳明说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”，我写得好不好，其实不影响龙场悟道本身的伟大。我能做的，就是把史料吃透、把逻辑理顺、把文字写好，剩下的，交给读者。
想通这一点之后，反而不焦虑了。我放下电脑，去阳台浇了花，喝了杯水，然后回来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文思泉涌，只用了一个上午就把那一章重写完了，就是现在的版本。
所以你看，“破心中贼”不是什么玄妙的神通，就是当你被焦虑裹挟的时候，停下来，问自己一句：那个让你夜不能寐的东西，真的是“贼”吗？还是你自己把它养大了？王阳明的方法很实用：觉察它，不逃避；然后克治它，不被它牵着鼻子走。
南都：对很多人来说“知行合一”很高深，实践起来也很难。你能不能举日常生活中能生动印证的例子？
文远竹：其实“知行合一”没那么高深，它就藏在我们每天的一地鸡毛里。我讲一个“带娃”的例子吧。我女儿小时候学吹长笛，一开始很有兴趣，后来遇到瓶颈期，每天练习都像上刑场。我跟她说：“你要坚持，坚持就是胜利。”她说：“爸爸你说得对，但我就是不想吹。”——你看，这就是典型的“知行分裂”：她知道应该坚持（知），但她的身体和情绪就是抗拒（不行）。
后来我换了个方法，不跟她讲道理了。我说：“今天我们不练新曲子，你就把最喜欢的那首《欢乐颂》吹一遍，吹完就结束。”她眼睛一亮，高高兴兴吹了一遍，而且吹得特别欢快。第二天我又说：“今天吹两遍？”她说好。慢慢地，从两遍到三遍，再到把新曲子加进去……这个过程里，我没有再跟她讲过“坚持”的道理，而是把“行”拆解成她能接受的一小步一小步。
王阳明说：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”真正的“知”，不是挂在嘴上的道理，而是在行动中生长出来的体悟。我女儿后来不再需要我催，从四级开始，一步一步通过了长笛九级，因为她从“吹长笛”这个行为里获得了成就感、愉悦感——这时候的“知”，才是真知。
再举个例子。很多上班族觉得“知行合一”难，是因为他们把“知”想得太宏大了——我要懂所有道理才能行动。其实不然。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难缠的客户，你的良知告诉你“要耐心沟通”，但你第一反应是“烦死了，不想理他”。这时候你只要做一件事：把那个厌恶的念头压下去，拿起电话，用平静的语气说“您好，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帮您？”打电话这个动作，就是“行”。你打了，你就“合一”了。至于对方态度好不好、问题能不能解决，那是结果，不是“合一”的评判标准。
王阳明说得很直白：“人须在事上磨。”带孩子是事，上班是事，甚至刷碗、拖地都是事。在每一件小事上，听从良知的指引，去掉私欲的干扰，踏踏实实去做——这就是知行合一。没那么玄，但也确实不容易，因为你需要时刻保持觉察。
南都：你在书中特别强调了“事上磨练”这个概念。为什么这个提法对现代人尤其重要？
文远竹：因为很多人在学习心学时容易走入一个误区：只喜欢静坐冥想、谈论本体，却不愿意在具体的、琐碎的、烦恼的事情上用功。王阳明反复告诫弟子，这叫“悬空顿悟”，最终只会养成一个“喜静厌动”的毛病。
他说：“人须在事上磨，方立得住，方能‘静亦定，动亦定’。”你在处理公务、应对人情、面对挫折时，正是致良知的最好时机。比如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刁难的客户，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愤怒、抱怨，但如果你能觉察到这个情绪是“私欲”，然后问自己“良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”？它可能会告诉你：耐心沟通、解决问题。你按照这个指引去做了，这就是“事上磨练”。
我书里写了很多王阳明在具体事务中运用心学的例子：他在庐陵当知县，面对积压的几百件官司和上级的无理摊派，他怎么办？他不是只讲大道理，而是推出“十家牌法”、蠲免赋税、教化百姓，每件事都落在实处。他在南赣剿匪，面对狡诈的池仲容，他用计策、打心理战，但同时也写那封著名的《告谕浰头巢贼》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，给贼人留一条生路。这就是“知行合一”在事上的体现。
对现代人来说，所谓“内耗”“焦虑”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“想得太多，做得太少”，或者把“知”和“行”割裂了。王阳明告诉我们，别想那么多，就在你当下要做的那件事上，听从良知的指引，踏踏实实去做。做着做着，心就定了。
实录与重构：史学叙事与心学哲思的双重变奏
南都：你在书中大量引用《年谱》《行状》《明史》以及王阳明的诗文、书信，几乎是“言必有据”。同时，你又用非常生动的文学笔法来还原场景和人物心理。如何平衡“纪实”与“叙事”的关系？
文远竹：这确实是一个难题。我的原则是：事件的大框架、时间、地点、关键对话必须于史有据；但在细节的描摹上，可以基于情理进行合理的文学还原，前提是不违背史实、不歪曲人物。
比如写“龙场悟道”那个著名的深夜，《年谱》的记载非常简略：“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……不觉呼跃，从者皆惊。”就这么几句。但我要把它写成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的文字，就需要补充环境描写（万山丛棘中的石洞、深夜的寂静、满天的星斗）、人物的心理活动（对生死的恐惧、对朱子学的怀疑、多年郁结的释放），以及“悟”出来的具体内容——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”这八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这种“文学还原”不是虚构，而是基于大量史料研读后的合理想象和逻辑推演。我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读王阳明的著作和相关研究，我对他的思想演变、性格逻辑有相当的把握。我相信我写出来的那个在石棺中彻夜不眠、最终豁然开朗的王阳明，是接近历史真实的。
南都：你在书中多次提到朱熹，甚至专门讨论王阳明为什么要写《朱子晚年定论》这本书。您如何看待王阳明与朱熹的关系？
文远竹：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。很多人把王阳明和朱熹对立起来，认为阳明心学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叛和颠覆。其实没那么简单。
王阳明早年是朱熹的忠实信徒，“格竹”就是他实践朱子“格物穷理”方法的惨痛失败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一生都对朱熹保持尊重，他写《朱子晚年定论》，是试图证明朱熹晚年已经觉悟到自己早年的“格物”说有误，转而向内求了——当然，这个“转向”有王阳明自己的“误读”成分。但他的用意不是打倒朱熹，而是想说明：圣人之道是活的，不能泥古不化。
他真正反对的，是当时官学化的朱子学——那些为了科举而死记硬背、脱离生活实践的教条。他认为，圣人不是靠背诵和考据做出来的，而是靠“事上磨练”“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”做出来的。朱熹的“格物”如果是“向外求理”，那就走偏了；如果是“即物而穷其理”，其实和王阳明的“格物”并没有本质冲突——区别只在于是“理在物”还是“理在心”。
我个人的理解是，朱熹和王阳明都是伟大的儒者，只是路径不同。朱熹告诉我们要多读书、多观察、多思考，一步步接近真理；王阳明告诉我们真理不在外面，就在你心里，你要勇敢地去相信它、实践它。这两者不是非此即彼，而是互补的。
南都：关于王阳明的身后遭遇，书中也做了一些辨析，能跟我们简单谈谈吗？
文远竹：王阳明去世后，遭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。因为他功高震主，又得罪了朝中权贵，他刚一死，桂萼等人就上奏攻击他“事不师古，言不称师”，朝廷竟然下旨停发他的恤典，连伯爵的世袭资格都被剥夺了。直到隆庆朝才得以平反，万历朝入祀孔庙。
但他身后最大的幸运，是有一群了不起的弟子。钱德洪、王畿、黄绾、邹守益……他们不计个人安危，为老师整理遗稿、刊刻《传习录》、抚养幼子、抗击谤议。师生之间这种超越功利的道义之交，本身就让人非常感动。
南都：如果让你用三个词介绍王阳明，你会选哪三个？
文远竹：我想我会选这三个词：第一个词：倔强书生。这是王阳明自己给自己的评价。他少年时被父亲骂“你懂什么”，他偏要对着竹子格上七天七夜；他被大太监刘瑾廷杖打得血肉模糊，贬到龙场那个鬼地方，不但没死，还在石棺里悟出了道；他自己手无缚鸡之力，硬是带着一群民兵，剿灭了南赣匪乱，活捉了叛乱的宁王。这个人身上，有一股“我就不信邪”的劲儿。他不是不懂圆滑，是不屑于圆滑。这种“倔强”，放在今天，就是不被流量裹挟、不随波逐流、守住自己内心的那杆秤。
第二个词：破贼者。不是“军事上的破贼”——那只是表象。他一生真正在做的，是“破心中贼”。从少年格竹到龙场悟道，从南赣剿匪到天泉证道，他不断地在破除自己的我执、傲慢、恐惧，也不断帮助他人破除私欲的遮蔽。他写《告谕浰头巢贼》，不是靠武力威胁，而是靠一篇荡气回肠的信，让那些亡命之徒痛哭流涕、主动归降。因为他知道，那些贼人心里也住着良知，只是被“贼”蒙蔽了。“破贼者”的底色，是相信人心本善，是愿意用光明去照亮黑暗，而不是用刀剑去砍杀。
第三个词：光明先生。王阳明临终前说：“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。”这八个字，是他一生的总结。他经历过那么多黑暗——廷杖、诏狱、贬谪、诬陷、构陷、亲人离世、弟子冤死……但他从未被黑暗吞噬。他的内心始终有一盏灯，那就是“良知”。他用这盏灯照亮了自己，也照亮了无数后人。我们在职场中常常遇到内卷、迷茫，需要的不就是这份“光明”吗？不是盲目乐观，而是知道黑暗的存在，却依然选择做一束光。
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：王阳明对当代人的最大启示
南都：书名“破贼”两个字，出自王阳明那句名言：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。你认为“心中贼”具体指什么？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最常见的“心中贼”有哪些？
文远竹：“心中贼”就是那些盘踞在我们内心、阻碍我们实现良知的私欲和习气。王阳明所说的“贼”，不是外在的敌人，而是我们自己的恐惧、贪婪、嫉妒、傲慢、懒惰、焦虑……
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发现最常见的“心中贼”有三个：
一是“得失之贼”。我们太在意结果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、太在意成败得失。考试、升职、创业、甚至发一条朋友圈，都充满了得失心。一旦结果不如预期，就陷入自我怀疑和痛苦。王阳明年轻时也曾两次落第，但他却说“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”。他不是不在乎，而是不让得失扰乱内心的平静。他相信，“君子穷达，一听于天”，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，结果如何，不必过于挂怀。
二是“攀比之贼”。社交媒体时代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看别人的生活：谁又升职了、谁又买了房、谁又出国旅游了……看得越多，心里越不平衡。王阳明说，“人胸中各有个圣人，只自信不及，都自埋倒了。”我们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是因为总是在和别人的“外在标签”比较，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“良知”本就具足。去除攀比之心，不是躺平，而是回到自己的轨道上，做自己该做的事。
三是“焦虑之贼”。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到恐慌，对当下的失控感到无力。王阳明一生经历了廷杖、诏狱、贬谪、诬陷、病痛，无数次面临生死关头，但他始终能保持定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“此心光明”，他对自己的良知有绝对的信任。他知道，无论外界如何变化，只要内心不失其正，就能找到应对的办法。
“破心中贼”没有捷径，只能靠“事上磨练”——在日常生活中，一个一个地觉察、一个一个地克治。
南都：你在书中为王阳明写了很长的“现代意义”一章，你认为阳明心学在今天的最大价值是什么？
文远竹：我认为最大的价值是：它提供了一种“向内求”的确定性。
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不确定的时代。技术迭代、行业震荡、价值观多元……外在的坐标系一直在变，如果我们的幸福和安定完全建立在这些外在的东西上，就永远会焦虑不安。
王阳明告诉我们：真正的“定盘星”不在外面，就在你自己的心里。那就是你与生俱来的“良知”——知道什么是对的、什么是错的；知道什么是该做的、什么是不该做的。它不是外在的道德教条，而是你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
你不需要去外面寻找救世主，也不需要盲从任何权威。你只需要静下心来，倾听自己的良知，然后勇敢地去“致”——在实践中扩充它、落实它。这个过程，就是“知行合一”。
如果你觉得生活很累、内心很乱、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不妨读读王阳明。他不是要给你一个标准答案，而是要帮你找回自己心里的那个答案。《破贼：王阳明传》，或许正是这个时代很多人需要的那面镜子——照见五百年前的“他”，也照见此刻的“我”。
五百年前，王阳明临终前留下八个字：“此心光明，亦复何言。”一个内心充满光明的人，是无所畏惧的。我希望这本书，能让读者感受到这种光明，也能在自己的生活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光明。
采写：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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